中西翻译意义论的现状及成因

2012年12月06号，据译雅馨深圳翻译了解到，翻译意义论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前语言学阶段和语言学阶段。这在中西方翻译理论界都是一样的。王建国（2009)指出，在前语言学阶段，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对翻译意义的论述大多流于感性,对意义缺乏较为深刻的认识,因而,与之相关的翻译意义论难说有很强的科学性。正如纽马克（Newmark 1981:4)所言，在前语言学时代的翻译研究 主要是争论直译和意译。二十世纪以来，语言学、语言哲学、认知科学的发展似乎给意义的 研究打幵了一扇明亮的窗口。“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翻译理论对实践中的‘直译’和‘意译’概 念多次进行了重新定义，对‘意义’进行了科学描写，对翻译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 (Munday, 2001:29)但翻译意义论依然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

鉴于翻译意义论在西方得到更加充分的阐述，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对翻译意义的认识。

西方现当代翻译意义论发展过程甚为曲折，经历了追求意义完全对等到几乎彻底放弃 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等值翻译

Munday(2001:35—36)认为，在二十世纪50和60年代人们开始对翻译进行更为系统的 研究,研究最多的就是意义和“对等”,之后二十年间,人们进一步对对等的性质进行了定义。

在这个阶段，众多译论家如卡特福德(Catford)，克罗斯(Cmce)，拉夫维尔（Lefevere), 布勒克(Broeck)等围绕着意义等值研究，提出了各自的等值翻译论。

不过，就是在这个阶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注意到了完全的意义对等是不可能的，例如，雅柯布逊(Jacobson，1959)就提出了对等其实是差异中的对等。因而，我们把他们的等 值翻译观看成模糊的意义等值观。

(2)等效翻译

奈达和泰伯（Nida&Taber, 1969:12)说过：“翻译必须在目的语中找到最接近的自然 对等，首先是意义,然后是风格。” 1982年，他还出版了《翻译意义》（rrcm^Ming Meaning) — 书。等效翻译进一步深化了模糊的意义等值观,把翻译的中心放到了读者的感受上，从而进 一步否定了完全的意义等值。应该说，奈达的等效论自问世以来，在翻译研究领域引起了广 泛的兴趣。但是，也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其焦点主要集中在怎样衡量效果上。Munday (2001:43)说道:“等效的整个问题在于，衡量等效时不可避免译者和批评者的主观判断”。

(3)文化转向及对翻译意义的否定

当前西方的几个重要翻译流派，例如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解构主义等都非常重视翻 译研究中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因素的作用。（Gentzler, 1993)他们对翻译的研究完全从 内部转至外部，这些从文化角度探讨翻译的译论家已经“放弃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 (Munday，2001:127)几乎不再涉及翻译内部的意义研究。以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为例， Munday (2001:171)认为,“从一开始，解构主义就对翻译的语言基础提出了质疑,拒绝意义 理论，否认翻译的基础是‘语言的一致和同一”’。解构主义翻译派反对传统的翻译观，认为 文本的结构与意义既不确定,又难以把握，翻译的目的不是追求等值或同一，而是更注重原 文和译文的相互关系以及译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作用。（廖七一，2000:22)

Malmkjccr (1998)认为，“自1960年以来,许多有关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文献实际上主要 谈论的是使用，而不是意义。当然，这种潮流部分原因是由于语用学的发展。然而，这和许 多翻译学者对哲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不能帮助他们构建一个满意的理论而越来越感到失望脱 不了干系”。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 1933:140)似乎早就预见到了意义论的这种命运，他 说:“对意义的研究是语言研究的弱项,将来还是，除非以后人类的知识远远超出了当前的水 平。”看来,鉴于“翻译理论和语言的意义理论密切相关，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特定的意义，意 义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完全转换只能是一种桕拉图式的理想”。（Tymoczko,引自 马会娟，2001)

至此，意义被西方翻译学给边缘化了。（刘宓庆，2005^243)或者,准确地说,西方的翻 译理论研究的主流到这个阶段已经对翻译意义观.或几近绝望、或避而不谈了。

翻译意义论一路如此走来,其中原因莫不与语言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对意义的认识密切 相关。

刘宓庆(2001 ： 197)指出，“一些语言哲学家试图在研究语言与非语言事实的关系的基础 上，建立语言意义理论,认为语言的词和句子的意义就是它们指称或代表的非语言的事 实。……另一些语言哲学家则侧重研究人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从人的思想、人的言语行为和语 言的具体使用，探讨语言和言语的意义”。鉴于此，我们可以把语义观大致分为两种：非人文性 意义观和人文性意义观。中西翻译理论中的意义观的交锋,就主要体现在信奉人文性意义观 还是非人文性意义观的译论家的交锋，同时又反映在两个阵营内部不同意义观的交锋。

布龙菲尔德力戒对“意义”这个概念作出任何主观性的定义，认为陈述意义永远难以认 识。（许钧，袁筱一，1998:27—28〉布氏的意义论正是没有注意到意义的动态性和人文性，他 把意义看作是静态的，等着让人来认识，并作出最终的描写。这种意义论反映到翻译研究上必将导致不可译论。我们无法否认，在语言使用当中确有某些部分可以做静态的意义分 析,但正如Dancette (1997:82—83)所言，“意义不是一个恒量,它依赖于语境，但是，意义也 不都是变化不定的”。

一些人文性意义观则往往否定意义具有稳定性的一面。“伽达默尔（Gadamer)认为鉴 于理解的历史性,本文交际者的本意是不存在的,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已演变成了一系列他 者，因而，理解根本无法去复制本文交际者的原意”(原意指原作意义）。（谢天振,2000)这样 的意义观在当代翻译研究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例如，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认为,译者创造 了原文，原文不断地被重写，每一次阅读或翻译都是对原文的重构。（Genztler，1993： 149) 这种极端的动态意义观则直接导致翻译研究中的“不忠实”观，因为持这种动态意义观的人 往往认为,意义是随着不同时空中人的理解而不同的，因而意义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以这 种具有强烈个性、主观的意义去谈忠实翻译是不确切的。

一言蔽之，传统上，中西方古代和近代翻译理论对意义的认识都具有感性和玄学色彩， 对意义缺乏系统的研究。及至西方现、当代译论前期，译界学者深受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发展 的影响,幵始寻求翻译研究的科学性，追求对意义的科学分析，对意义分类,讲究等值。但由 于意义分类的层次性、交叉性、无穷性，他们的等值分析始终具有模糊性、且难以穷尽。在这 个时期不少译论家对意义忠实论产生了动摇，转向对意识形态与翻译的研究,提出翻译研究 的文化转向，这表现在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翻译理论、解构主义翻译派的产生。这些派 系的理论家大多数放弃了等值翻译论,承认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性，放弃了“忠实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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