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中国作家面对翻译完全无能为力

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和实质的核心是翻译问题对中国作家来说，现在已经是创造中国文化特色的时候。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要表现中国的传统翻译家尊重作者，作者因此也要尊重翻译家

5月1日至4日，首届中国当代文学翻译高峰论坛在沈举行，中国文坛巨匠贾平凹、阎连科、阿来以及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德国美因茨大学翻译学院教授高立希、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主任倪若诚等27位专家、学者齐聚沈城。论坛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外国翻译与接受，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以及中外文学的翻译现状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贾平凹在论坛中指出，中国在这几十年间，文学确实发生改变，今后还将继续，建立什么样的文学观，是一个需要长期思考的过程，而大量外国文学的翻译，改变了中国文学的价值观。

中国文学被翻译面临诸多问题，要翻译什么，译者与作家的关系，是否有权重写，翻译过程中编辑的影响……

首届中国当代文学翻译高峰论坛的发起人之一温小鸣在解释此次论坛举办的初衷时说：“现在已有大量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译介到国外，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国际奖项，但仍有大量优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者及作品需要走出去。所以，这个论坛就是要深入讨论跨文化传播及其翻译研究的问题。 ”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主任倪若诚说：“我每次去英国，会去关注国外书店里的中国文学作品，2001年到港工作，看到越来越多英文版中国小说，书展中，中国作家越来越引人瞩目，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更是如此。西方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兴趣，这是个好势头，但很多问题要讨论。首先，要翻译什么？所翻译的文学作品要全面反映中国文学面貌。其次，出版社的角色，它们如何看待中国文学、如何宣扬。英国最有名的企鹅出版社，至2005年，才把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围城》列在名作系列中，这可喜可贺，但不尽如人意，因为译本是上世纪70年代的旧译本。有学者批评出版社没有认真宣扬中国文学，这是9年前的事情，但这种类似的问题还存在。第三，外国读者对当代中国作家的兴趣期待是什么，什么作品才能受欢迎。这也取决于外国读者对中国的了解。第四，是译者与作家的关系，是否有权重写，改变原文。什么翻译，算重写再现，严重的改写存在什么伦理问题。第五，翻译过程中编辑对译文质量的影响。 ”

不要把自己封闭在我是东方作家、传统作家的范畴，而应是我们是人类作家。世界人类的文化，是能沟通的，这个工作是要努力做的……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图书馆馆长陈思和说：“莫言得奖后，有人说外国人不懂莫言、不读莫言，我听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颁奖词，那是主席自己写的，对作品评价很到位，比国内很多批评家到位。他有一个判断，莫言是一个拉布雷施维夫传统的作家，我很感动。拉布雷传统在欧洲不是主流传统，但他们看到了中国作家的努力。不要把自己封闭在我是东方作家、传统作家的范畴，而应是我们是人类作家。世界人类的文化，是能沟通的，这个工作是要努力做的。 ”陈思和认为，作家的文体是最需要沟通的，每个作家是不一样的。中国当代文学，一直没好好发展。好不容易，近30年，有了安定环境，使中国作家有较长的时间在文坛上发生影响。陈思和说：“我讨论过中年危机，中国文学，总算到今天，到了中年。再来看这批作家，风格不会放弃，不是派，一个作家一个风格，他们表达的不一样，仅用一个中国字，中国语法理解他们，是不够的。 ”

陈思和认为有的作家擅长小说中某些元素，严歌苓，故事生动，作品被拍成电影。莫言，在叙事，不是讲故事，他用不同方式，来讲一件事。阎连科，也是特定叙事，他自己的。翻译中有翻译阎连科作品和翻译莫言作品的，《红高粱》被译成日语后，其叙事是很难懂的。王安忆的作品也很难翻译，她把故事消解了，全是细节。每个细节，不厌其烦，津津乐道，没耐心读不下去。而把王安忆的作品变成故事讲出，就会变形。陈思和说：“《红楼梦》被译成外文，到底怎样？不知道。更难翻译的是贾平凹的作品，贾平凹的作品是很土的，但内涵很现代，故事情节拆成一句句话了，中国人都没耐心读，但你感到他的趣味在一句句话里。”陈思和认为，如果仅仅是读了中国文学史，认识中国字，翻得好不好，是一个问题。葛浩文能把中国作家的作品改好，这很厉害。陈思和说：“我看尤利西斯，我希望的、挑战的是了解尤利西斯的风格。希望读出这个作家本来的风格与追求。如把纯文学译成通俗文学，是否能真正了解中国文学的精华？这可以成为今天我们会议讨论的东西，大家把困惑、问题充分交流。我曾经想，真正的翻译，把中国文学译成外文，要兼通中外文，但这样的翻译家很少。我有一个建议，我们的知识分子、学者、译者，要共同参与。复旦建立了中国文明研究中心，好的翻译家，向他们提要求建一个工作坊。中文系搞的翻译中心把一些作家请来，如请阎连科来，找研究他的专家，一起沟通，开一些小型的研讨会，这样就会对中国文学翻译产生积极的作用。 ”

中国文学走出去，不是变成外文、变成我们认为好的译文就成功，有许多因素……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谢天振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和实质的核心是翻译问题。谢天振说：“翻译，都知道怎么回事，不懂的，也说懂。我之前从事比较文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对翻译投入了很多精力，感觉到翻译不是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回事。首先，我们国家，在文学走出去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实践背后的问题有三个大的动作，一是创办英法版的中国文学杂志，1951年创刊，1958年定期出。一共出了590期月刊，介绍了2000多个中国作家、艺术家，但不是很成功，2000年停刊，在外面的读者没有了。二是熊猫丛书，‘文革’结束后开始，杨宪益主持，195部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民间作品、寓言。但效果也不好，2000年停止了。还有陈思和说的《红楼梦》的翻译。杨宪益的译本和西方人的译本，在西方有着不同遭遇。杨宪益在我国代表最高水平，最忠实于原文。他对《红楼梦》的理解，超过美国人，但是我的学生调查过，在英美学术圈，对霍克斯译本认同程度超过杨宪益译本。这三个个案提醒我们，中国文学走出去，不是变成外文、变成我们认为好的译文就成功，有许多因素。 ”

此外，谈到莫言得奖对中国文学外译的启示，谢天振认为莫言获奖不是偶然。谢天振说：“我接触到的汉学家、翻译家，提到中国当代作家时，提到贾平凹、阿来，但总是第一个提到莫言，势头出来了，得奖不是意外。翻译角度，有几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一是谁来翻译？是国外汉学家、翻译家，还是我们本土的翻译家？葛浩文，对莫言得奖作出了巨大贡献，使莫言作品在国外赢得读者。我们接触外国作家文学，是通过我们的翻译家。但是，我们太急功近利，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会的必要性，体现在作家与翻译家的沟通，这很要紧。我们作家对翻译家有隔阂，不了解释译是怎么回事。有个作家提要求，你要译，先译一章给我看，他也不懂外文，找他的朋友看，认为好的，他就让你译，我对这做法持怀疑态度。他的朋友的外文水平我不疑，但对翻译的理解我怀疑。莫言对译者宽容大度，交给你，允许你删改、变动。与作家沟通，删掉后，是否还是我的作品？其实百分之百忠实于原著是不存在的，译文是永远偏离原文的。二是谁来出版？我们的外文出版社出版，还是国外的出版。我觉得这很要紧。三是作品本身的可译性。它不光是指作品能否译出，而是像贾平凹的作品，王安忆的作品，翻译后，原文中的优势、特别引人注目的东西，比较难以保存。我想强调的是可译性是问题，但不是永久的障碍。国外读者不习惯读这样的作品，易选故事性强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对中国文学了解加深，贾平凹的作品同样会引起国外读者的兴趣，就像我们今天会对尤利西斯发生兴趣一样。 ”

作家唯一能做的是写出经得起翻译的小说，表达人的内心、对中国现实的认识，这对一个作家最重要……

贾平凹说：“我自己经常在思考中国文学翻译问题，过去和现在的发展趋势，好的、比较好的小说的生存和精神状态以及中国文学特有的东西，中国文学的长处、特点是什么。长期以来，中国有自己的价值观、要求。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确实发生了不小的改变，今后还将继续，建立什么样的文学观，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论题。我谈过一些观点，中国当代文学，基本完成对外国文学的学习模仿。如今，中国作家应该更关注如何写出中国人的特色，写出中国人当下的生活，中国的形式，中国的气魄和中国的味道，价值观上，写出中国人的想法追求。是中国人写的，不是外国人写的。对中国作家来说，现在已经是创造中国文化特色的时候。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要细致一些，表现中国的传统，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的、很敏感的东西。中国正在社会转型时期，应有更大热情关注现实、中国人的生命和精神状态，提高文学性和艺术性，强调原创性。”阎连科说：“特别无奈，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作家那样面对翻译无奈，但不是说，不懂外语写不好小说。但面对翻译，中国作家完全无能为力。怎么办？作家唯一能做的是写出经得起翻译的小说，表达人的内心、对中国现实的认识，这对一个作家最重要。遇到好译者，是你的命运。小说，也有它的命运。时间长了，会挑选译者。一是建立信任，二是写作经得起检验的小说。”阎连科坦言他接触过的所有的译者都很尊重他，阎连科说：“这不是民族素养问题，而是翻译家更尊重作者，作者因此也要尊重翻译家。我们几乎都是读19世纪20世纪翻译文学长大的，如果不是这样，中国文学不会是今天这样，不会有莫言，不会有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