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观念：从独白走向对话

解释哲学的出现宣告了主体性的黄昏和主体间性的出场，即独白话语时代的结束和对话时代的开始。在翻译研究方面也应从独白走向对话。长期以来，人们在认识论哲学的影响下，把语言看作是反映客观世界、表达思想的镜像工具，这使得作者获得了绝对的权利。在阅读中，人们努力寻找作者的原意。似乎谁发现了作者的写作意图，谁就获得成功。这时原作者对他的作品有着最权威的解释权。任何读者的看法与作者不一致时，只要作者站出来否认，无论是一般读者还是批评家都会变得哑口无言。这实际就是作者的独白话语，读者、译者都是些被动的接受者。由于人们对语言的关注而发现语言并非具有透明性和确定性，作者所写出来的东西未必就是他所要表达的东西，作品的意义与作者意图虽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们并不就是一回事，作者想要表达某种意图，而作品却体现了另一种含义的情况是时有发生的。正是基于这一点，英美新批评派把这种追求作者原意的做法称之为“意图的迷误”，他们开始关注文本本身，并把文本视为一个独立的自足体，让人们注意文本的结构肌理、层次性与语言的多义性，认为人们只要通过向心式细读便能发现文本的潜在含义。这一点对翻译研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对翻译实践指导很具体，也有可操作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这一批评模式在切断与作者联系的同时，也切断了与读者的联系，把文本看成了独立自足的封闭系统。这样翻译和阅读又从作者的独白话语变成r文本的独白话语。我们知道文学活动应由三方面要素构成，即作者—文本—读者。没有读者的审美参与，作品不可能成为审美对象。所以，读者在文学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读者的作用在早期的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那里得到了过分的强调，读者成了文本意义的决定者，这种否定文本本身也存在意义的看法必然会导致强调个人印象的主观主义和意义的相对主义，使意义成为一种因人而异的东西。也就是说，由文本的独白话语又变成了读者的独白话语。这种观点影响到翻译，也会导致胡译和乱译。那么，意义既不在作者，又不在作品，也不在读者，到底存在在哪里呢？解释哲学认为意义是一种动态生物，不是静止的，也不是绝对客观的东西。它是在主体的对象化（由作者写文本）再到对象的主体化，（读者对文本的解读）过程中形成的。简而言之是读者通过文本的中介在与作者的对话过程中生成的。这是因为解释哲学已不认为语言是一种外在的工具，它不可能脱离主体而存在，就是说，只有当人们使用它时才显现了它的存在，它是具有主体性的。作者写下作品，然后隐退了，不在场了，但人们仍可以看得到这隐含的作者。所以我们说一部作品同样可以看作一个主体，是客体化了的主体。而作品写出来是给人们去解读的，按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听一说的关系，说是以听为前提条件的，没有听，就没有说的存在，作品也一样，是为了读者而写的，那么，在作者写作品的时候，他的心目中也有隐含读者，有所谓的“理想读者”。成功的儿童作家所写出来的作品一定符合儿童的接受能力和文化程度，科普作者的理想读者也应是有一定文化程度但又不会是这方面专家的读者。在读者进行阅读时是以另一个主体的身份去参与与作者的对话和交流，体现了一种主体间性的活动二因为接受美学已把读者从完全被动的接受者的地位中解放了出来，成了作品意义的构建者。

翻译活动不是独白式的，而是对话式的。译者面对的不是无生命的文字符号，而是作者的心声，作者的言说和感情表达，是有主体性参与的语言，即话语，不论作者活着还是死去，在场与不在场，翻译活动都是译者与作者在以各自独立自主的精神关心着同一个对象(即文本内容)，双方的呼应问答就组成了一个生动的对话和交流.这才体现文学作品的本质。无论双方是否达成一致性的见解，或持有相同的情感，作品的意义总是在对话的关系中不断被理解，被商讨，被深化。也正是这种对话的展开和深入，文本的潜能才有可能从作者的意图背后穿越而出，使作品实际所包含的种种内在意蕴从各个侧面得以充分的展示，使一部作品的意义由一个人创作后又经千万人的传承接递而得到逐渐扩大和不断深化。这种扩大和深化的结果常常是原作者也始料不及的。所以，对话中所生成的意义常常是超出作者赋予作品的意义的，而这也正是我们说翻译即再创造的根本性原因。不同的译者在翻译同一部作品时会产生出不同的译文，这也很容易解释了。这是因为不同的译者在同作品的隐含作者对话时所生成的意义是不会完全相同的。只有这样，作品的意义与价值才能随着与同一时代或不同时代的不同译者和读者的不断对话而不断延伸和显扬。在这一点，越是文学性强的作品就越是如此。因为这样的作品往往有着更大的开放性和阐释空间。而科学的文本之所以不能如此，是因为它的意义是封闭的，拒绝多种阐释。这正是文学文本与科学文本的根本区别。

学习了解释哲学的原理，就不再把一己之见的主观看法视为客观真理，无视其他主体的存在，而且也不再把文本视为无生命的文字符号，而是把它看成是作者主体性的对象化和语符化的东西，是作者情感之所系，创造潜能之所在。读者和译者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以一种创造精神与之对话，努力发掘新的意义，把文本看成与你对话的对象，你不能主观地对它作机械化的文字处理，而是把它视为生命的主体，是你对话交流的对象，你们之间商讨、争论、协调，最后达到一种视域的融合。而在这一过程中作家在话语中发送的意义、文本构成中话语的潜在意义和译者或读者在解读时所发现的意义形成一种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