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公司论标准的困惑

2013年04月09号，据译雅馨翻译公司了解到，作为翻译学的术语，“忠实”可以说既是一个伦理判 断，也是一个事实判断。在下面的三节里，本文的解构 将直指“忠实”作为事实判断时表现出来的内在矛盾。 虽然经验主义译论借用了伦理忠实的概念，但有意思 的是，翻译家们在忠实的标准之外，还附加了其他一些标 准，如通顺等。这些附加标准原本是想给翻译的不忠以合 法的名义，但从逻辑上看，却恰恰是对忠实的解构。

其实，人们早已发现，忠实与其附加条款之间存在 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因为内容可以用不同的表达方 式来体现，但不同的形式会形成不同的风格和通顺特 征。比如说，在有些语言中，人们是用“心”去爱 的，但在另外一些语言中，人们却是用“胃”或“喉 咙”去爱的。用奈达的话来说，这些都是“同构” (isomorphs)表达方式，表达的是等值的思想，但这三种 表达方式所体现出来的风格特征和文化内涵却是不相同 的，而且从译人语的角度看，各自的通顺度也大不一 样。就汉语而言，“用胃或喉咙去爱”是不通顺的、不 自然的。于是，按奈达的通顺（自然）的要求，我们只能 用归化的方式改写原文的形式，以忠实原文的思想， ：用心去爱”：从信息的角度讲，这样译似乎是忠实 了，而且显然是通顺了、自然了’但我们却因此而失去 了原文的文化身份和诗学连贯性，把译人语的语言文化 价值观强加给了一个“不用心去爱”的民族。本来翻译 要引进的就是充满差异的异国情调，但为了追求所谓对 思想的忠实，却用本土的陈词滥调建构了一个廉价的 “自然”，一个虚假的世界大同。译文读者会以为，那 个民族也跟我们一样，是“用心去爱”的一一于是’译 文读者受骗了，而原文作者则是被出卖了；为了讨译文 读者的欢心，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利润，作者和读者都 被耍(manipulated)了。左右逢源的译者在此只有“虚” “伪”，没有忠实，因为“忠买”是容不得讨价还价 的。伹It市场经济的今天，市场上的-切都是为消费者 而作的，M版辻的眼猜盯着的是读者的腰包，受雇于出 版te的；圣者常常只能出卖原作者，出卖艺术，成为出版 社追求经济利益的同谋。

从本质上看，“忠”是原文取向的，而“顺”则 是译文读者取向的。可以说，“忠”和“顺”的伦 理关系其实就是忠和孝。忠指向原文，孝指向译文读 者，即译者的江东父老，而孝则必“顺”，所谓“孝 顺”是也。然而，同样是一个简单的伦理事实：自古 忠孝难两全。

外国作者的写作不是给译文读者看的，他的意象读者 预设不可能包含译文读者，作者的价值观、所处时代和 文化的语境特征也与译文读者知识结构无关，因此二者 之间的差异是绝对的，译者想忠孝两全是不可能的。正 如施莱尔马赫所言，“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让 读者靠近作者，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 者”(Schleiermacher, 1813/1992: 41-42)。传统翻译从总体上 看是译文读者取向的，信息取向的，也就是“尽量不打 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的。“顺”着读者就意味着 要“逆”着作者，这样的“逆”只能是叛逆，是改 写，是暴力，因而对原作者或原文来说，不忠也是绝对 的；而即便是形式或诗学取向的翻译，也不可能完全体 现原文的多价性和多义性，不忠仍然是绝对的。

中西翻译界历来重视译文读者的反应。早在佛经翻译 时期，惠远就曾说过，“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 质应文，则悦者寡”（1984: 41)，严复引用孔子的话说，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1898/1984: 136)。他们显然都 是在考虑读者的问题。奈达可以说是明确地把读者中心 论加以系统化的学者，他从信息论的角度提出了 一整套 翻译为读者服务的方法，后来古特(Gutt)又从关联理论的 角度进一步论证了交际式翻译的可行性。但是他们的观 点遭到了西方文化学派的严厉批评。对西方后现代主义 有着巨大影响的本雅明早就明确地反对以读者为中心. 以信息为主旨的文学翻译。他在那篇著名的“译者的任 务” 一文中，开宗明义就指出，“在欣赏艺术作品或艺 术形式中，考虑接受者的因素是从来没有什么益处 的。……艺术作品从未关注过接受者的反应。从来没有 哪一首诗是为读者而作的，从来没有哪一幅画是为看家 而画的，也从没有哪首交响乐是为听众而谱的” (Benjamin, 1923/2000:15)。他还指出，“对一篇翻译的最 高赞誉，尤其是在译作问世的时代，绝不是说它读起来 仿佛原作就是用这种语言写的。相反，只有直译才是忠 实的保证”(op.cit.:21)。德里达在“什么是‘关联’翻 译？ ”(1999/2001)—文中对传统的交际式翻译进行了解 构。他认为，传统翻译在“质”（property)和“量” (quantity)两个方面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因为译 者为了实现“质”的体现，势必会把自己对原文的理解 用解释性语言写人译文，从而在“量”的总体上超过原 文；反之，如果译者为了追求“量”的等值，“简 约”(economy)的原则又会使译文在“质”的方面难以实 现等值(Derrida, 2000/2001)。有意思的是，在德里达之 前，韦努蒂就采用了几乎是同样的方法论对同一问题进 行了分析。他从交际式翻译的根本原则，即格莱斯(Grice) 的“合作原则”的角度，对交际式翻译的四个逻辑准 则’即质、量、关系、方式(quality, quantity, relation and manner),逐一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交际 式翻译由于以译文读者为交际对象，因而在翻译中必然要 考虑到读者的知识结构和接受能力，不司能在质It. 关系和方式四个准则上与原文保持一致(Ven)iti, 21-22)。可想而知，这四“本’皆失，译者还可以言“忠” 吗？难怪中国古代译者始终都不愿对翻译言“忠”，因 为他们早就认识到，翻译会有“五失本”。

译雅馨翻译公司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翻译理论难以定义准确 的性质，因此无法说明在翻译中什么才是重要的 (Benjamin, 1923/2000:17)。他还认为，文学的本质不是传 递信息（0/7.£^7.:15),翻译中的得“意”忘“形”，其 实是文学艺术的本末倒置。如果一味追求所谓的信息或 思想，到头来，“信息是得到更好的体现了，但文学和 语言却遭殃了” (叩.化.:21)。

其实，两种语言的差异和交流注定了在实际翻译过程 中“形”与“意”的分离，而这一分离也就意味着 不可译性和不忠实的必然。在不同的语言中，不同的形 有着不同的搭配习惯.语义范围、历史文化渊源.诗学 价值，用一个完全与原文毫无文化关联的替代物来替换 原文，它所体现出来的在场和在译文读者心目中所产生 的意象与原文作者所要体现的在场和存在，是不可能达 到百分之百重合的，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只能是“因为 混乱，而被‘混乱’所翻译”(Derrida, 1985/1992:219)。 伦理的忠实是绝对排他的，而传统译论却在高举忠实 大旗的同时，又标举了与忠实的理念相冲突的其他标准， 这深刻的内在矛盾本身就预设了翻译忠实的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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