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公司:翻译神话的终结

2013年4月7号，据译雅馨翻译公司了解到，翻译的神话是什么？不是无辜的翻译，而是被一个神 话所神化了的翻译。这个在翻译界流传了几千年的神话 就是“忠实”，一个被无数翻译者们崇拜的图腾。

翻译是一项和语言一样古老的活动。就笔者所知， 西方用忠实来比喻准确比中国要早两千多年，早在古罗 马时期，贺拉斯就提到了 “忠实的译者”（faithful translator)(Horace: clOBC/1992: 15)。中国最早是用 “信”，至少是从佛经翻译时的支谦一直延用到严复； 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忠实才与“信”并轨，并 逐渐成为中国现当代翻译研究的中心。绝大多数翻译家 和翻译学家们对“忠实”的翻译原则坚信不疑，执着地 追求着这一翻译的最高理想。然而，自从思想界进入后 现代思考之后，解构主义开始质疑和解构传统思想领域 中几乎所有的中心，被经验主义和结构主义苦心经营的 一个又一个中心在解构的锋芒下土崩瓦解，而有意思的 是，启发解构主义灵感的正是翻译中不同语言之间的互 动；在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对逻各斯中心的解构过程 中，一些被解构的现象正是翻译忠实的逻辑基础。于 是，笔者萌发了对翻译忠实这一传统翻译理论的中心进 行解构的念头。

伦理的幽灵

在翻译学里，忠实是一个翻译学术语，但就像大多 收稿日数翻译学术语都借自其他学科一样，这个术语也词样是 借自其他学科，一个从古老的伦理说教中借用或“偷 换”过来的概念。本文对忠实的解构便从这“忠实”的 源头说起。

任何一个概念都具有其独特的历史性，考察一个概 念，既不能脱离具体的语境，也不能不考虑它的历史 性。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忠实最初都是一个伦理 概念。在传统的礼教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中，忠实并不像 一般汉语词典上所解释的那样，只要“尽心”就可以 了，而是一个预设了男/夫/父权暴力的伦理教条，预设 了丈夫对妻子的绝对占有、妻子对丈夫的绝对服从和忠 诚；此外，在政治语境中，忠实则预设了君主对臣民、 上级对下级的霸权。在男/夫/父权意识中，忠实是丈夫 对妻子的命令、是君主对臣民的圣旨……，是处于主导 地位的男性/暴君对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臣民行为的无条 件伦理约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霸权“条款”，因为妻 子和臣民等不能对丈夫和君主提同样的要求。在旧时的 中国，作丈夫的三妻四妾、嫖娼宿妓都是合法的、天经 地义的，而作妻子的，连被异性碰一下手都是对丈夫的 不忠。在政治交易场，君主一时兴起，或被逼无奈，可 以大笔一挥，割地让城，那是合法的、天经地义的，而 其他人等的如此行为则是卖国的行径，是对朝廷的不忠。

在礼教社会的伦理集体无意识中，忠实这个概念， 如果要量化的话，只能是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九都算 是不忠。妻子对丈夫、臣子对君主，即便是只有异心而没有异行，如果被察觉的话也是不忠；有时即便是没有 异心，而被认为有异行，也会被霸权的拥有者粗暴地定 义为不忠。苔丝狄蒙娜并没有异心，而奥塞罗却因为她 莫须有的异行，就以不忠的名义置她于死地；精忠报国 的岳飞没有异心，也被宋高宗因为莫须有的异行而以不 忠的名义处以极刑。后世有诗叹曰：“自古忠臣帝主 疑，全忠全义不全尸”。精忠报国的岳飞与“精忠报 主”的译者之间似乎多少有点类比的关系，尽管有点可 悲。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伦理的语境中，在男性 霸权的高压下，百分之百的忠却有着几乎是无可争议的 可行性，那遍及中国村野的贞节牌坊和忠烈祠就是这百 分之百的忠的忠实写照。

历史证明了，伦理的忠实是可行的，可能的，只要 “她者”愿意，原则上都是可以做到的，尽管做起来并 不是那么容易。当然，现代与后现代社会的道德观已经 从人性的角度上解构了封建的伦理教条，但事实仍然是， 只要“她者”愿意，她仍然可以选择百分之百的忠。 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家一旦选择了忠为岛己的伦理准 则，也就是将自己置于r从属的低级或女性地位。于是， 译者在自己的译介活动中，假定了一个并不关心、在乎自 己的丈夫或男主人，那就是原作，并发誓要效忠于它。

然而，语言活动和伦理活动毕竟有本质的不同，用 伦理的忠实来定义翻译的忠实最终只能得到伦理的质疑。 这是因为，从伦理的角度看，翻译的忠实是建立在了一 个错误的假定之上，这个假定便是翻译的忠实也可以像 伦理的忠实那样做到百分之百，但这一假定显然是不切 实际的。传统上的直译派和意译派都声称自己是忠实 的，但都被对方以不忠实为由而否定：直译派攻击意译 派，Pc忠实内容不忠实形式，丢掉了蕴涵于形式之中的 诗学价值；意译派攻击直译派，只忠实形式不忠实内 容，使得译文晦涩难懂，影响了内容的表达。虽然两派 口头上都认为，百分之百的忠实是不可能的，但在下意 识里，伦理忠实的幽灵仍然在徘徊，百分之百的忠实才 是他们真正的翻译理想，一个神话的乌托邦；在实践 中，面临着一个个难以逾越的差异鸿沟，他们一次次地 妥协，因而也一次次“红杏出墙”，但在翻译批评中， 面对着一个个被逾越的差异鸿沟，他们又一次次地批评 这些妥协，一次次祭出伦理的幽灵来恫吓那些出墙的红 杏。翻译家们在翻译过程中不断经受着伦理教条的考验 和自责。虽然他们留下了无数优美的翻译诗篇，但人们 却想当然地把他们的辛劳和他们再造的美归功于原作者， 没有几个人能记住译者的名字。如果这就是翻译家们的 结局，那么翻译家们可能也就认了，以无名英雄聊以自 慰，也是一件幸事。但偏偏还有一些好事的翻译批评 家，他们拿着翻译家们的优美诗篇，对着原著一比较， 得出了一个足以让翻译家们寝食难安的结论：译文就像女 人，漂亮的不忠实，忠实的不漂亮。文笔优美的翻译家 们，尤其是容貌优美的女性们，可千万别把这话太当 真，因为这显然只是一句调侃的话。怪就怪翻译家们， 谁让你们自比女性了？谁又让你们口 口声声要忠实了？

概念被偷换必然会引起概念的混乱。当翻译的忠实被 不恰当地、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伦理的忠实相联系时，这样的混乱便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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