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观念:从独白走向对话

2013年01月23号，据译雅馨专业翻译公司观察了解到，解释哲学的出现宣告了主体性的黄昏和主体间性的出场，即独白话语时代的结束和对话时代的开始。在翻译研究方面也应从独白走 向对话。长期以来，人们在认识论哲学的影响下，把语言看作是反映 客观世界、表达思想的镜像工具，这使得作者获得了绝对的权利。在 阅读中,人们努力寻找作者的原意。似乎谁发现了作者的写作意图， 谁就获得成功。这时原作者对他的作品有着最权威的解释权。任何 读者的看法与作者不一致时，只要作者站出来否认，无论是一般读者 还是批评家都会变得哑口无言。这实际就是作者的独白话语，读者、 译者都是些被动的接受者。由于人们对语言的关注而发现语言并非 具有透明性和确定性,作者所写出来的东西未必就是他所要表达的东 西，作品的意义与作者意图虽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们并不就是一 回事，作者想要表达某种意图，而作品却体现了另一种含义的情况是 时有发生的。正是基于这一点，英美新批评派把这种追求作者原意的 做法称之为“意图的迷误”，他们开始关注文本本身，并把文本视为一 个独立的自足体，让人们注意文本的结构肌理、层次性与语言的多义 性，认为人们只要通过向心式细读便能发现文本的潜在含义。这一点 对翻译研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对翻译实践指导很具体,也有 可操作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这一批评模式在切断与作者 联系的同时，也切断了与读者的联系，把文本看成了独立自足的封闭 系统。这样翻译和阅读又从作者的独白话语变成了文本的独白话语。 我们知道文学活动应由三方面要素构成，即作者——文本——读者。

考察翻译活动的，把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探讨在不同文化 之间文化互动关系与规律。这在目前后殖民和后冷战时期尤为重要， 因为民族之间表面上的平等关系下面掩盖着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 面的不平等关系。在翻译研究中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同样也会把翻译 活动置于真空中进行。操控学派的翻译研究着重破除结构主义语言 学模式把翻译研究视作纯净的语言规律的转换，并把作者与译者都看 成是价值巾立的幻梦，揭示出他们潜意识中社会基础、意识形态、文化 传统留下的深刻的印迹，而这些印迹无时无刻不左右与控制着他们的 思想并表现在他们的显意识中，从而使他们的价值判断也打上了相同 的烙印。而诠释学派则彻底批判了结构主义语言学那种语言规律决 定意义的意义确定论观点，而主张意义是在对话中生成的意义观，从 而破除了语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原作独白式话语。

解构主义以多元的视角展开对翻译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多元的理 论体系。目前西方翻译研究学派（translation studies school)，如巴斯 奈特、勒菲弗尔、韦努蒂、图瑞等人所说的“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 科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正是指这种多元建构而言的。这种翻译 学的哲学基础是哲学解释学，其逻辑起点为意义是在对话中生成的， 而不是语言规律设定的，它把翻译学定位于解释学之内，认为凡是理 解都是一种解释，翻译更不例外,而且是更富哲学意义的解释。

因为解释哲学已不认为语言是一种外在的工具，它不可能脱离主体而 存在，就是说,只有当人们使用它时才显现了它的存在,它是具有主体 性的。作者写下作品，然后隐退了，不在场了，但人们仍可以看得到这 隐含的作者。所以我们说一部作品同样可以看作一个主体，是客体化 了的主体。而作品写出来是给人们去解读的，按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这 是一种听一说的关系，说是以听为前提条件的，没有听，就没有说的存 在，作品也一样,是为了读者而写的，那么，在作者写作品的时候，他的 心目中也有隐含读者，有所谓的“理想读者”。成功的儿童作家所写出 来的作品一定符合儿童的接受能力和文化程度,科普作者的理想读者 也应是有一定文化程度但又不会是这方面专家的读者。在读者进行 阅读时是以另一个主体的身份去参与与作者的对话和交流，体现了一 种主体间性的活动。.因为接受美学已把读者从完全被动的接受者的 地位中解放了出来，成了作品意义的构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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