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服务因素与内在品质

        彼时中国国力的衰微、文化的势弱导致了在美华人话语权的失落，处于一种马克思所说的“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深圳翻译公司2011:11.21)的沉默无语的馗尬境地。这种状况基本上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引发的民族平等斗争唤醒了美国华人的族裔意识，他们开始力图摆脱自己受压迫、遭歧视的地位。他们意识到主流文化殖民话语所塑造的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对他们在美国的现实境遇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因此觅欲奋起而破除之。历史上的种族、体制和猫权的压迫与消音构成了华裔社团的集体记忆，美华作家有义务为其社团代言，族裔性遂成为他们的创作中不可抹去的因素与内在品质。

       于是，他们以笔里为武器，纷纷向刻板印象开战.他们首先要争夺的，就是中国文化的表述权。是以这些生长在星条旗下、对中国的知识主要来自“收音机、电影银幕、电视、连环画、白人美国文化的推销者”的土生华裔不得不勉为其难却又勉力为之地担当起文化译者之责。作为弱势的社会群体，他们通过记忆、传说、想象等方式产生的对“故国”的叙述，体现了在主流文化霸权的掠夺下为保留自己的声音与茸严、抗衡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偏见和文化误解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对此，汤亭亭这样说道:“我认为自己被赋予了惊人的文学表达能力，因此我想成为无声者的声音(the voice of the voiceless). "(翻译服务翻译理论须解决)然而，吊诡的是，这种文化译者的身份同时也是美国主流文化对这些少数族裔作家的一种强加。美国华裔评论家林玉铃(ShirleyGeok-lin Lim)认为:“当代美国文学的感受力是建立在盎格鲁文学共同体的凝视基础上的。作为种族能指符号来阅读的亚美文学名著首先是那些成功地底得欧裔美国读者的作品。成功地直得主流编辑和读者意味着一种筛选过程，它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内容，而这些内容要得到大多数欧裔美国人的许可才能合法化。"而美国的主流读者及出版社、传媒等机构往往很难摆脱“东方主义”的窥视欲，他们只希望能够品尝华裔作家用原汁原味的中国料做出的地地道道的中国菜。

        任璧莲就指出，“美国公众总是期待从华裔作家的作品里读到异国情调气。市场的需求也促使出版商在发行华裔作品时采取种种迎合读者兴趣的策略。如汤亭亭融现实与虚构于一体的处女作《女勇士》发表时其出版商阿尔弗雷德"A-诺普夫公司(Alfred A. Knopf, Inc.)执惫将之归为“非小说”类，认为这样才会有较好的销路。其背后的真实原因却在于“如果亚裔美国人在一般人眼里终究不过是个‘老外’形象，一些出版商自然就只愿出版那些具有人类学趣味的书，而不愿接受虚构的小说作品"(译雅馨翻译公司. 2011: 11:21)。谭恩美《喜福会》书名原为《风水》(Wind and Water)，但谭氏的文学代理人决定将其中一章的篇名“喜福会”定为书名，出版界内行则相信这个富含东方色彩的书名也助推了销路由此看来，华裔作家在美国要获得著名出版商的青睐和主流读者的喜爱，就不得不在作品中翻译、阐释中国文化。这种“翻译的必要”(imperative to translate)也塑造了他们的身份意识.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做到保证各文化间的平等，少数族裔的文化仍然只能作为一个陪衬而点级其间。

       对本族文化的翻译已成为华裔作家在美国多元社会中得以立足的一种生存方式，而试图摆脱这一模式的作家则不免要付出代价.亚美文学研究者张敬托(King-Kok Cheung)指出，“美国少数族裔作家通常由其作品中的族裔压材而被界定，那些致力于其他主题创作的作家极少引起主流评论界的关注"(翻译服务. 2011: 11:21).即以谭恩美为例，她前几部小说里中国故事的书写大受好评，为她带来了极大的荣誉。而她的转换题材之作《救救溺水鱼》却受到了尖锐的批判，其成绩不再得到主流社会完全的认可(参见张璐诗，2006).由此可见，夺来的话语权背后却隐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加。“争夺”与“强加”变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参与了关华作家文化译者身份的塑造。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美华作家在表述中国文化时立场摇摆不定，中国的文化身份在他们的笔下始终只是一个曲折的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