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翻译欲望是与其重写历史

        关于人名，爱玲写英文小说曾吃过不少苦头。某年她试写一个长篇，其中人名都用韦霍式(即成妥玛一翟理斯式—笔者按)拼音，性是一个音，名是两个音，中间加连接号。随后试向出版社接洽，每处都表示没有兴趁，因为连名字都读不出，怎么能体会这样一个爱情故事?爱玲来信说外国读者受不了中国性名的“三字经”，可是中国人又不能随便“约翰、彼得、玛丽、安娜”一番，真伤脑筋。所以这次译《海上花》，她把赵朴斋起名为Simplicity，洪善抑起名为Benevolence，至少容易使英语读者接受。(译雅馨翻译公司. 2011: 11:16)

    这样说来，张爱玲意译汉语人名首先是出于英语读者接受的考虑。然而这样的翻译既未能完全反映出汉语文化的命名方式，又与英语文化中的人名规范有较大的差异。美籍华裔学者林英敏(AmyLing)就反对这种译法，认为这样做“使中闰人显得奇妙天真，其口味是异国情调的、媚人的、爱空想的"(Zing, 1990: 102)。也就是说，翻译公司文化译者身份意译汉语人名之所以能得到英语读者的接受，是因为这般翻译与西方读者心目中中国人的刻板印象相契合，迎合了他们对中国东方主义的想象。汤亭亭在她的作品《孙行者》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小说主人公惠特曼·阿新(Wittman Ah Sing)意欲重建“西方梨园”，因此开始排演一部将《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等杂揉为一体的戏剧，中国古典作品及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陆续登场。一开始汤亭亭用音译的方法来翻译男性的名字.女性的名字则用意译法来翻译。如“梁红玉”的“红玉”即被译为“Red Jade"。但作者突然笔锋一转，指出如此翻译是追随了赛珍珠将自己作品内中国女性取名为"Peony”或“Plum Blossom”的白人的、传教士的做法，这样造成的易解性就象征着这些女性的易于到手(accessible).从而符合了西方人眼里东方女性的刻板印象。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社会对华人女性形象有r`r两种极端化的描述:“中国娃娃" (Chinese Doll )或“龙女"" (DragonLady)。虽然前者小巧温顺，后者则奸诈邪恶，但两者的共问点则在于她们都是具有异国风情的、可供白人男性享用的性奴隶(译雅馨翻译公司. 2011: 11:16).正是鉴于这一点，汤亭亭提议把女性名字以音译法来重新译过，于是"Red Jade"被改译为“Hoong Ngoak"m。这种策略正是尼兰贾纳所倡导的“重新翻译”，即将被殖民文化的文本以全然不同于从前充当殖民主义辅助工其的翻译方法的方式来重新翻译一遍，以此来促进解殖民运动的发展(参见Robinson, 2007: 88)。尼兰贾纳指出，后殖民主体“重新翻译”的欲望是与其“重写历史”的欲望联系在一起的(译雅馨翻译公司. 2011: 11:16)因此，汤亭亭在此是借人名翻译方法的改变来重写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受歧视、遭凌辱的历史.对中国女性的文化身份从后殖民的视角来进行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