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转向——打破确定意义的樊笼

2012年10月11日，据译雅馨深圳翻译公司获悉，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翻译批评不仅越来越受到关注，更肩负着“给文学翻译一个方向”。

长久以来，正如法国当代著名的翻译实践家、理论家贝尔曼所说，翻译一直处于一种“被遮掩、被压制、被排斥状态和仆人状态”（Berman,1984:15）。在诞生了无数成功的译作，攻克了无数的不可能之后，那句意大利名言“traduttore tradittore”仍然能被用作对翻译的评价而起作用。人们对翻译总是心存怀疑，甚至把翻译比作仆人的工作，认为翻译首先要服务于原作及原作者。而译者也在努力“让自己变小”，甘愿臣服于原作与原作者之下，默默无闻地充当一名复述者（而不是写作者），成为读者与外国作品之间谦逊的中介。这种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主义的翻译观所造成的，结构主义翻译观深受哲学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影响，认为原文具有确定的意义，原文作者是原文的主体，因而在翻译中译者的地位逊于原作者的地位，译者必须仰视原文及其作者，将这两者视为翻译中的本原，把再现原文的确定意义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以求得译文与原文之间的等值。

然而，随着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的语言学转向，认识论的主体哲学转向了语言论的解释哲学，语言学的理论模式被当作一种新的认知范式、一种参照体系，来对过去的哲学问题和认识重新进行审视。同样，语言学转向也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深深的触动，译者孜孜以求的确定意义遭到前所未有的颠覆，原文的意义失落于无限的解释的可能性。传统的语言观认为“人是意义的主宰，人使用语言来表示自己的意思；语言符号与语言的意义之间则是一种自然的、一一对应的关系”（盛宁，1997：53），因而，语言就是意义载体，透过语言，人们便能对它后面所隐藏的意义一目了然。随着索绪尔提出了符号的人为随意性、意义由各符号之间的相互差异所决定等独创性的观点，语言被认为是先于人的一种存在，传统语言学所倚重的语言的“透明性”不复存在。语言是一个“自足自律”的系统，而人们认为自己所把握了的客观世界，或说意义的世界，其实都只是由语言构成的那个世界的对应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过去认为是很稳定的‘意义’，由于语言本身的性质和语言结构自身逻辑的作用，就变成了一种极不稳定的能指符号的滑动”。于是，意义不再可能一目了然，而必须依靠阐释才能获得，唯一的、具有权威性的意义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解释的无限可能性。这就使得译者有充分的理由开始寻求摆脱所谓的仆人状态，打破原文及原作者的束缚，不再为原文的意义而困扰，并由此走向对主体性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