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理论聚焦“信达雅”不断发展

          中国翻译理论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标准，分别是“信、达、雅”，也就是忠实、通顺、美好。严复在《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以来于是就成为中国古代翻译理论探索的浓缩，又成为近现代翻译研究争议的焦点。有人称之为原则，有人称之为理论，也有人称之为标准。译界时贤各抒己见，评价有贬有褒，但至今仍未有一家之说能够超越它。
 要想真正达到“信、达、雅”的标准，实在是太难，没有十年汉语底子，没有十年英语底子，没有十年翻译实践的底子，也就是说，没有30年积淀的底子，靠突击、靠速成、靠耍小聪明等等，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因此我们可以发现，那些真正能够达到“信、达、雅”标准的翻译家，往往都是一些鬓发斑白的老先生。
          透过译界人士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信、达、雅”的不同评价，可以看到我国翻译理论的成长与发展。新译时期，译论史上的批评、争辩热闹非凡。陈西滢、瞿秋白对“信、达、雅”提出质疑，林语堂提出“忠实、通顺、美”的标准，但是这些基本上没有超出“信、达、雅”的范畴。解放后，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译界就翻译标准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一方面提出“‘信、达、雅’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认为“信、达、雅”完全不行。傅雷提出了“形似神似”，钱钟书提出“化境”的翻译标准，使译学研究更加深入。这个时期在翻译理论界注意应用辩证法来分析问题。俆永瑛认为“信”（客观的、有效的）是初级的“达”，“达”是高一级的客观的“信”，而“雅”是极高度的“信”和“达”。
         翻译时要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表明正确的观点，动笔之前不但需要深刻理解原文的中心思想和内容，同时还需要查询相关的背景知识。这是做到“信”的最起码要求。充分理解、反思核查、找出难点，特别是无法对译的地方，然后再查字典和参考书、参考资料，记下相关的提示词汇和术语。一篇好的翻译作品，首先是充分地理解原作者的思想和意义。
         真正迎来我国译界春天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这一时期，引进的各种文化思潮，为中国的翻译理论界注入了新鲜血液。我国译学繁荣发展，流派纷呈，见解各异。关于“信、达、雅”，大多数论者不赞成简单地否认或抛弃，而应该采取修订或重新解释的方式。党元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翻译：“信”是语义对等，“达”是行文对等，“雅”是功能对待。乌传衮认为严复提出了一整套相当完整的翻译理论，除翻译标准外，还涉及翻译态度、译者素质、术语定名原则、翻译与出版、译才培养等。赵秀明认为严复首创的“信、达、雅”作为“译事楷模”，将翻译中的辞意美学推向极致。李欣强调以文无所谓清楚、固定含义的同时，也就是强调了译者的创造性及主观能动性。
         翻译不应当仓促动笔，应当在准备妥当之后才着手翻译，按照中外语言文字的不同习惯，尽可能地把作者的思想、语气、风格、感情色彩再现出来。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追求“达”的过程。许多糟糕的翻译，或者理解不充分不准确，或者翻译者中文功底欠佳，翻译作品不“信”不“达”，只是将文字码出来，丢给读者，令读者阅读时苦不堪言。有些作品，没有依照中文的习惯来组织语言，使得翻译过来的句子，读者理解起来，非常费劲。
         孙致礼说，在中西文化交融的今天，翻译已不再仅仅是双语间的语言信息转换，而是一种“文化传真”，即把原语中所蕴含的所有文化信息尽量完备地传达到译语中去。可喜的是这一时期，我国的译界开始走出以传统的“怎样译”为标志的翻译技巧的研究，在继承传统译论和吸收外来翻译思想的基础上，深入到翻译的原理、标准、单位、层次、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等诸多方面，并将语言学、符号学、篇章分析学、对比语言学、文化学等众多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应用于翻译研究。
 要做到“信”和“达”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雅”，就是更高的境界和要求了。“雅”体现了翻译者的功力，文字的功力、文化的功力。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大量的实践和积累，实在是不容易啊。
        如今，在传承先辈“信、达、雅”翻译标准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注重语言的实际运用和作用。随着时代的进步，对翻译也提出了更好的要求。因此，新一代的翻译工作者应当继续完善翻译理论，在继承的同时不断研究，不断创新，重视翻译实践，重视翻译目的，从而对中国的翻译事业和对外交流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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