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主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辨析

在翻译时，所谓“占有性”的主体性概念是将主体与客体截然分开，形成孤立的主体，凌驾在客体之上。意义的产生如果仅仅来自于主体，其性质肯定是片面和单调的。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则实现了主客体的有机转换，成为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意义产生于这种互动的对话关系中，表达着在这种对话关系中多个主体的意志。哲学界和文学界对主体性的讨论，以人们普遍赞同主体性走向衰落、赞同交往主体性取代主体性而逐渐平息。而此时，翻译主体性的研究却悄然兴起，并成为翻译研究学科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领域。这似乎有一点反其道而行之;但只要我们研究一下翻译的本质，研究一下翻译活动长期以来所遭受的种种忽视和译者所遭受的种种蔑视，我们就会认识到，翻译主体性研究的兴起，恰恰就是对文学主体性，即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作者主体性的反驳和批判。在文学翻译活动中，作者、译者和读者是活动中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行为体。当今翻译研究中将翻译主体性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提出，其本质上是在对千百年来以“忠实”“对等”的作者主体性提出质问。在传统翻译理论中，翻译总是作为原文的“副本”而出现的，原文对于译文具有绝对的权力;同理，译者的地位也是低于原文作者的地位，是原文作者的“仆人”。翻译主体性的研究，尤其是对译者主体性和包括读者在内的译语文化主体性的研究和强调，颠覆了长期以来作者高高凌驾在译者之上的绝对权威。翻译主体性研究的兴起直接动摇了几千年以来传统体论的翻译理论和标准如高楼大厦因地震崩塌一样轰然倒地、因此.翻译主体性研究并不是针对主体性黄昏的反其通而行之，而同样是对占有性主体性的否认。在这种否定中，译者主体性得以显现。
      但是.对译者主体性的承认和重视，并不是取消原文作者在翻译活动中所具有的主体性作用，而是对翻译活动中多种主体性的认识和强调。也就是说，翻译主体性的研究实质上是翻译主体问性的研究.这正好符合了上而所提到的主体性理论的发展趋势，在翻译主体性研究中、作者主休性研究转向了译者主休性研究，转向了以译者为中心的多个主体的研究和以作者、译者和读者互为主体的主体问性研究，表现了当代翻译研究的一革命性变革和翻译研究范式的根本性变化。
      我们知道，翻译行为包括了从源语文化、作者、译者、译著、读者到译语文化的诸多构成因素。源语文化、作者、和作品可以简单地看做是翻译活动的一方;而译者、i爷著、读者和译语文化则是另·方。翻译研究的重心从源语文化转向译语文化转，翻译语文化对源语文化的接受;从作品的意义转向在译文中的意义.垂构;从作者的意图转向译者和读者的阐释;作者主休性的消解和i予者主体性的彰显恰恰说明了超验的、恒定的理性主体性的衰落和对话性的、多向度的交互主体的崛起。翻译研究在受惠于哲学和文艺学的同时，也为哲学和文艺学中的主体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解释角度。
      正如巴斯内特所指出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围绕着翻译主体性，尤其是译者主体性的讨沦展开:.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及女性主义翻译理沦的核心就是对翻译主体性的强调和张扬〔巴斯内特、勒菲弗尔、赫曼斯等都对翻译的主体性做了较详细的阐述，提出了翻译是对原文的“操纵”和“改写”，尤其强调了翻译中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主体作用;这只手就是译者身后的译语历史、社会和文化;韦努蒂将“’抵抗式翻译”作为译者主体性的表达方式，表现在后殖民语境中，弱小文化抵抗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殖民主义统治，捍卫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在坎博斯的“食人主义”理论中，作为译语文化的弱小文化对作为源语文化的强势文化的“吞食”和“消化”，改变了长期以来弱小文化甘居边缘、甘为他者的卑懦形象，译者的主体作用得到极致的发挥，翻译成为了一种文化身份的表达方式。
      此外，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所表现的女性译者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主体身份的诉求，也为翻译的主体性研究提洪了一个新的角度;女性译者的主体性是翻泽主体性的重要部分，女性译者话语是译者主体性研究中的主要话语，女性译者在历史上经历了比男性译者更多的被轻视和遮蔽的伤害，而这种伤害有时恰恰来自男性译者。弗洛托(Luise Von Flotow)和西蒙通过对翻译如何被“女性化”、翻译中女性译者又如何被“隐没化”的历史社会原因的调查，将翻译置于女权运动以及在这场运动中对“父权”语言的批判的背景中，彰显了女性译者对作为“女性禁区”的作品的大胆介人以及被男性译者所“遗弃”的作品的挽救性翻译。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的翻译主体性研究，由于其所依据的解构主义哲学基础已经超越了阐释学意义上的翻译主体性解读，而将视野投向了翻译主体性的意识形态意义，使得翻译主体性研究在西方后殖民语境中，具有强烈的批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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