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翻译市场有待通过立法进行规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际译联副主席黄友义
      “十一五”时期，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空前繁荣，2011年初，中央多个部门召开发布会，表示“十二五”期间将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不断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文化体制改革中遇到的挑战有哪些？中国能在多久的将来取得与经济实力匹配的文化实力？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网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际译联副主席黄友义。
记者：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一五”时期，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您个人认为最突出的成就和不足是哪些方面？
黄友义：我认为，我国对外文化传播主要存在的不足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点，我们对外国社会、经济、文化的情况了解还不够，缺乏更加深入的了解。其次，语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说中文的人数世界最多，可是中文的应用范围局限比较大。这需要我们进行对外传播的时候，通过翻译来解释中国的文化。可是优秀的外语人才仍然十分欠缺，而且外语人才的翻译水平也有待提高。第三，就是思想方式的转变。有些东西中国人可以听懂，而外国人可能就听不懂。我们要用符合国际话语体系的方式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出去。
 

        最突出的成就是意识到了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里，产品、对外贸易、外资引进一直是重点，而现在我们意识到了文化输出的重要性。另外，中国对外传播的层次更深了，已经超过了以前那种在国外表演一台杂技的水平，现在，在各种国际论坛上，都有中国人的发言；一些中国的媒体成功地走出去，完成了在国外的本土化（如外文局的各类杂志）；一些中国出版社在走出去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外文局与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合办的长河出版社，在美国成功地实现本土化，现在是由美国编辑在出版关于中国的图书。
记者：人才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毋庸置疑，在我国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中，都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让人才的创意奔涌、充分发挥人才的能量呢?
黄友义：为了满足对于人才的需要，我国多所高校正在研究设定对外文化传播相关的研究生专业，培养既具备很高的外语能力，又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才，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同时，对外文化传播单位，包括各种国家级外宣媒体，都加大了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把他们送到海外学习一段时间，让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对象国的情况，以便更好地宣传中国文化。
记者：文化体制改革中遇到的主要挑战有哪些？我国的文化企业是如何应对的？
黄友义：以外文局为例，局所属的7个出版社和1个图书出版公司已经完成了转企改制，他们的顺利改制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因为他们在之前很多年已经开始在市场上竞争，根据读者的需求出版图书。体制改革主要是将原有的一些管理体制改变，这样实际上让这些出版社摆脱了更多的束缚，能够更好地发展。但同时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我国的对外媒体该如何改革，目前从上到下都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模式，正在边实践边摸索。实际上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他们的对外宣传媒体都是国家完全资助的，我们该怎样进行改革，还在摸索。
记者：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对外国的中国文化消费者有什么好处？为外国的文化组织和文化从业人员提供了哪些机遇？
黄友义：对于外国的消费者来说肯定是更加方便快捷了，他们现在想了解中国文化，可以很方便地买到我们的书和杂志，想学汉语会发现身边就有孔子学院。
           随着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事业的发展，这方面的工作要更加细化，许多方面都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工作，这就为外国相关人员和组织提供了一个用武之地，中国文化市场很大，现在从事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北京等各个城市里工作的外国人数量都增加了，你也能看到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外国同事，我们局的各个期刊和网站聘用的外国人每年都在增加，这项事业以后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前途。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会像其经济改革一样成功并在国际上获得喝彩吗？一个文化大国、文化强国是不是正向我们走来？中国能在多久的将来取得与其经济实力匹配的文化实力？
黄友义：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事业的基础薄弱，我们以前不知道该怎么对别人讲中国的故事，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也很有限，主要是通过某几部电影，并且一些外国的错误报道还会造成误解。比如，在去年英国首相访问中国期间，有个英国的媒体在中国的一所大学门口采访学生，有些学生可能是赶去上课，没有回答问题，有的可能是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媒体拍了一张照片，背景有学校的保安，这个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但是却被报道成中国大学有“警察”看守，学生不能自由地说话，造成中国的负面影响。我想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太好说具体的时间，因为我们还处在对外传播的最初的阶段，这个阶段最难，是让别人了解我们的过程。就跟开车一样，过了这个起步的阶段，以后会越来越快。虽然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会很长，任重而道远，但是我的态度还是很乐观的，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在不断地进步。
记者：中国形象宣传片、中国电影、中国版权输出等一系列动作表明中国文化正在走向世界，您认为中国文化今后该怎样克服各种文化、经济、政治障碍，在世界舞台上发出更大、更强、更美好的声音？
黄友义：我想中国需要从点点滴滴的事情做起，告诉国际社会中国并不可怕，讲述个人的故事是个很好的手段。由于中外文化的不同，某个人的经历比起抽象的概念要容易被接受。比如，前段时间有个美国朋友给我写信，说我们这都是中国制造的商品，可中国就不进口我们的商品。我给他回信，是这样说的：我早上醒来，用Colgate牙膏刷牙，餐桌上摆着澳大利亚麦片，上班坐别克，走进外文局大楼看见同事背着Coach的书包。用这些事实告诉他其实中国已经在消费着世界各地的商品，反而中国自己的品牌不太常见。另外，个人的故事也可以告诉世界其实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大家都希望能够上好学校，有好工作，买好房子，过上好的生活，我们有共同的追求。我在国外生活多年，外国年轻人下班后主要的活动就是去酒吧，我在想那中国年轻人下班后都干些什么呢？吃饭、逛街、聚会？我想形式也许比外国还要多样，通过这样的介绍，外国人会对中国社会有更加真实客观的了解，我们不用告诉他们什么结论，只需要把事实摆出来，让他们自己判断。
记者：您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对于中国文化在当代国际环境中的内涵和地位，您是如何理解的呢？
黄友义：一提起中国文化，原来我们首先会想到“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包含的内容太多了。但我想现在如果说宣传中国文化，那么可能重点是“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个简单的词语包含了许多内容，比如和谐、合作、尊重他人，这与西方文化是不同的，西方更强调自身的优越性，并且想把自己的东西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推广。而中国主张“和而不同”，这个观念也体现在经济、文化、外交等等各个方面。
记者：请您主要结合自身的工作和见闻，谈谈“十一五”以来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的发展和变化，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黄友义：变化太大了，70年代我刚开始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在国外媒体上根本没有中国的新闻，而现在，有一次我随手翻开一张美国的报纸，头版就有4条关于中国的新闻，却没有一条关于俄罗斯的。关于经验，拿外文局为例，在这些年的发展中，我们对外传播的手段更加多样了，在国际上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在很多论坛上都能看到外文局的人在进行讲演；另外，交流是双向的，近些年外文局也大量引进了国外的书籍，让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外国的情况。中国网从成立以来，一直都是政府网站海外点击率最高的，以后也面临着海外本土化的问题。
这些年的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人做”，做成一件事情人才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要加强队伍建设，加大培训力度。
记者：今年您有什么提案？
黄友义：今年，我的提案是关于翻译立法的。现在中国翻译市场十分混乱，要价不一，没有准入规则，缺少资质鉴定，随便一个人就可以注册一家翻译公司，但是翻译的质量并没有保证。随着对外交流的加深，翻译在中国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作用十分巨大，作为一个从事翻译工作多年的人，我一直都想建议规范翻译市场。以前也咨询过相关部门，如果想建立翻译行业规范，必须先有相关立法，因此今年我做了这样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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