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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包括文学翻译在内的文学活动是一种对话,那么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实质上是一种对话的参与。这种对话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在文本的召唤结构和译者的审美经验的期待视野互相作用下发生的。
我们知道,文学的本体范畴由三个方面内容构成,即创作主体(即作者)、作品(即文本)和接受主体(即读者,译者当然也必须首先是读者,而且是更细心的读者)。这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就不能构成整个文学活动。翻译者面对的并不是作者本人,而是文本。但这绝不意味着他面对一些无生命的文字,因为文本是创作家艺术活动的成果,是他审美创造主体性的对象性和语符化,是他的灵感、想像、构思等创造性和内在生命的外射和移注,文本语符一旦被作者审美创造的生气所灌注,便获得了文学性的特质,但这种特质在未经审美接受之前只是潜在性的,只是一种审美的可能性,它潜藏在文本结构的各个层次之中,形成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召唤性的结构,等待读者的审美参与,即解读,也即对话。这样,文本就成了联结作者和读者的纽带,读者解读文本,就是在同隐含的作者进行对话和交流。
对于文本内在结构的召唤性,接受美学曾提出过十分精辟的见解。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存在着意义的“空白”和“不确定性”,各语义单位之间也存在着连接的“空缺”,同时也存在着对读者习惯视野的否定,这种否定会引起读者心理上的“空白”。所有这些性质都会激发和诱导读者进行创造性的填补和想像性的连接。而这一过程也正是读者不断地与作者对话、商榷、争论、调和的过程,他们或达成一致性的见解,或各执己见,但总有新的意义生成。这个过程在从语言学到心理学的各个层面上发生,也在文本从语音语调,到意义建构、修辞、意象、形而上质等各个层次上发生。越是文学性强的作品就越具开放性和召唤性,也就是为对话提供更多的契机和空间。
在读者方面引起对话的动因主要在于每个读者都不是带着一片空白进入一个新的文本的,如果是那样,他也不可能进入一个文本。他有着先有和先在的知识结构,就是有着海德格尔所说的“前结构”或“前理解”,伽达默尔干脆把这种前结构称作翻偏见”。他在《哲学解释学》一书中指出:“偏见并非是不正确的或错误的,并非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真理。事实上,我们存在的历史性包含着从词义上所说的偏见,为我们整个经验的能力构造了最初的方向性。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它只是我们经验任何事物的条件—我们遇到的东西通过它们而向我们说些什么。”
接受美学的奠基人尧斯把这种“前结构”的概念发展为“审美经验的期待视野”的概念.他把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一般文化视野、艺术化素养和文学能力都归纳到这种前结构和心理图式之中,并分为定向期待和创新期待两种类型。定向期待表现为一种习惯倾向,是读者世界观、文化索养、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等期待视界的构成要素交汇成的惯性心理力量,一种内化为心理机制的文化习惯,是他这个主体的自我显示,是一种主体本质的对象化,因此可以形成一种同化作品世界为自我世界的动力和需要,在阅读中起着选择、求同和定向的功能。但是真正的读者往往不满意于被动地接受作品信息的灌输,而总是有一种打破习惯方式,调整自身视界结构、扩大视域范围、以开放的姿态接受作品中与原有视野不一的、没有的甚至相反的东西的倾向。
这就是一种创新期待。这种期待是一种动力,它在人类的一切活动中都起创新作用。阅读文本时也不例外,读者不会满足于那些程式化的陈词滥调,或与自己视域完全吻合的东西,而是寻找与自己不同的、相矛盾的或从来未接触过的东西,即新奇、陌生的东西。这就会引起视界的变化和视域的扩大,导致自己的视域与作品视域的冲突和矛盾,从而增加对话的机会,扩大对话的领域,从中领悟新的意义,从而使阅读活动更为活跃积极,也使翻译更具创造性。
实际上,翻译活动就是译者的这种期待视域与作品召唤结构互相作用下形成的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间的对话,说到底,翻译的整个过程都是译者在通过文本中介与隐含的作者的对话,译者的活动就是一种对话的参与。
但译者的对话活动与阅读者的对话活动又不都是完全随意的,因为原文本虽然留下许多的不定点、空白与空缺,但仍然是一个已提供了的“图式结构”。你可以在不确定点、空白与空缺之处发挥再创造的能力,使之具体化,但仍不可能忽视图式结构框架的定向功能和限制作用,否则你就违背了对话的原则。
此外,阅读与翻译的对话活动又有很大区别,因为阅读者的对话可以生成他认为有意义的新的东西,不必考虑留有于什么余地,而译者则不然,因为他并不把他阐释中的所有联想、所有意义都如实写下来成为译文文本的内容,他必须留给他的译文读者以充分的阐释空间,让他的译文读者与译文文本对话。如果一位译者不注意这样的区别,而将自己的设释一股脑儿表现在译文文本上,他就实际上是封闭了原文广阔的阐释空间,变原来的开放文本为封闭性文本,变原来的对话为独白,变成了译者的独白。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原文文本既有决定了的性质,又有自由开放的性质,而译者则既有论释文本的权力,也有受文本制约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