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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4月01号,据译雅馨翻译公司了解到,翻译系统之混沌体现在实践(翻译工作者的作业) 和理论(翻译系统自指性的描述) 两个层面,但不限于这两个层面。这种说法,本身是对翻译混沌系统的一种简单化处理。不管分类方法和范畴多么不可靠,毕竟,为了说明复杂问题我们得诉诸各种分类方法和范畴。
在实践层面上,我们得承认,翻译是建立在各种变量的基础上的,如翻译的目的、翻译的专业领域、承载翻译结果的媒体、译者的不同、译者从事翻译工作的目的、译者的双语能力、译者的知识面、译者的心理状态和生理状态、译者所处的时代、工具书齐全与否与质量、翻译技术手段的应用、翻译工作的时限等等。这么多的变量加起来肯定构不成一个常量。翻译结果的不同源于各种变量,这些变量有些是可知的有些是不可知的,于是,翻译的结果是不可知,是不可预测的。任何一个初始条件的变化都如蝴蝶震动翅膀对天气的影响一样巨大。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以翻译中的文本操作为例:
友邦人士之来侨居于中国者,其势不能不有所感想于中国。此等感想,出于怜悯之态度者,将占绝大多数,出于失望者,间或有之,至若真知灼见,能洞察而明了中国者,恐将等于凤毛麟角。固不问其人本为爱中国者抑为憎中国者, 即令其人实未身临中国,有时亦免不了频涉遐想,觉得中国是一个遥远缥缈的老大国家,一若不甚与此世界相连属者。———《吾国与吾民》“闲话开场”。
外国人一旦来到中国,总是不得不有所感想。他们总是同情中国,有时也不免失望,然而却很少能够真正地理解与鉴识中国,因为他们总是在说爱中国或者恨中国。也许一个人在来中国之前,有时会想,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大国,遥远缥缈,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中国人》“引言”(郝志东、沈益洪译)。
这两段截然不同的译文来自林语堂的英文作品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Lin Yutang , 2000) 开篇
Prologue :
When one is in China , one is compelled to think about her , with compassion always , with despair sometimes , and with discrimi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very rarely. For one either loves or hates China. Perhaps even when one does not live in China one sometimes thinks of her as an old , great , big country which remains aloof from the world and does not quite belong to it .
比较两个版本的译文,我们至少可以发现这些不同点:
1. 两个版本除“来”、“中国”、“感想”、“爱中国”、“有时”、“遥远飘渺”和“世界”几个字段外,基本不再有字面相同的地方,而“遥远飘渺”的两次出现也纯属偶然;
2. 黄译包括了“之”、“者”、“也”、“其”、“若”等明显的文言文痕迹,使用的语言为早期白话文;而郝译明显地为现代白话文;
3. 黄译“此等感想,出于怜悯之态度者,将占绝大多数,出于失望者,间或有之”与郝译“他们总是同情中国,有时也不免失望”在句式上和与上句的逻辑关系上都有重大不同;
4.“即令其人实未身临中国”与“也许一个人在来中国之前”,显示两种版本的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有时有着明显的差异;
导致这些不同的变量归结起来至少包括三个,而变量“译者”还包括几个分变量:译者(分变量:译者是谁;译者的英文理解力;译者的中文表达力:译者的中国文化背景:译者经验;译者翻译时的心理状态;译者翻译时的身体疲劳状态) ;译文产生的时代背景;译文产生的先后顺序。
这三个变量,加上语言和文化先天的鸿沟,注定要产生完全不同的译本。即使是同一个译者,随着其翻译观的改变、翻译经验的增加、时间的变化或历史时代的变迁,甚至随着心理(如动力、情绪) 和生理状态(如疲劳度) 的变化,在不同时间产生的译本也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两次把脚踏在同一条河里。
实践上的混沌注定要反映到理论上。至少在几百年前就有人说过“, 一切翻译对我来说都是要解决不可能解决的问题(Hermans ,2004 :17) ”。翻译不存在绝对的标准和绝对的正确,连“准确”这个词都无说得清楚的意义。所以,林语堂先生(林语堂:1994)会说“译学无成规”,甚至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是不可译的,即使翻译也是勉强而为之。而且,翻译理论是充满了不清楚的概念的没有体系的体系,即也是个开放的混沌子系统,如翻译理论所存在的基础“翻译”二字的意义也不是绝对确定的(Hermans ,2004 :46254) ,再如最基本的“直译”和“意译”概念就被林语堂先生所反对:谁能保证“直译”主张者在实践中不会把它变成“依字直译”即“死译”,而美其名曰的“意译”,一不小心就被人用来做“胡译”的替身。“对等”只是个标签, 是个概念而无法成为标准(Hermans ,2004 :96298 :褚东伟,2003 :77) 。我不是也反对使用这样的名词,有时为了说明不清楚的问题我们还必须借助相对清楚的概念范畴。不过翻译的混沌性质决定了谁也无法建立自己的范畴体系一统天下,不管他怎样具有雄心壮志。在理论层面我们也可以找出一些变量:如翻译活动在社会中的作用、研究者的立场(翻译实践者、翻译系统内部的理论工作者、翻译系统外部的研究者) 、翻译新领域的出现、其他学科的进展、研究方法的使用、可使用的技术手段等等。这些变量,和那些随时可能出现的其他变量一起造成了翻译理论方面的混沌。这样说起来,听上去太耸人听闻,好像翻译不可行,翻译研究不能有所作为。下文我们着重探讨混沌的对立面秩序和怎样在混沌中找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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