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以汉语引经据典的特征

力图在作品中创造性地再现美国华裔那种受汉语影响的独特的语言。在一次访谈中提起自己作品的语言风格时说道:

       这是我说话的方式，也是我听到的我周围的人说话的方式。我试图接受现实中语言的影响……我周围的人既说汉语又说英语……(他们的)英语带有汉语的口音，还有他们创造的新词汇，虽然是英语，却深受汉语的影响。我试图在自己的写作中获得那种力1和乐感。所以有时为了找捉住那种节奏，我先用汉语说一遮，然后再在打字机上用英语打出来。所以我想我的风格与一种美国华裔的声音有关。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美藉由文化翻译对英语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造，意在以英、汉两种语言为母体，从这两股源流中汲取营养，最终创造生产出一种能够表征其后殖民主体身份的杂合性语言。她们的这一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批评家琳达·钦·斯莱奇(Linda Ching Sledge)就认为汤亭亭成功地“斌予地道英语以汉语引经据典的特征及其口头一听觉的特点”也是后殖民写作中盛行的“娜用”(appropriation)策略，即把英语视为一种工具，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其用于表达存在着巨大差异的文化经验(Ashcroft et al. , 2002: 38)。本人就明白宣称道:“我的工作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娜用。我准备娜用这项工作、这些书本还有这种语言—美国的语言。由于标准英语已然成为文化帝国主义进行霸权统治、实施殖民压迫的媒介，美华作家利用翻译对其进行的改造一方面破坏了其“纯洁性”，颠覆了其所谓正统权威性，另一方面却又在解构中建构一一潇昔用“主子的语言”的权威性为自己塑造了一种作为自己身份表征的“后殖民性语言”( the languageof postcoloniality)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拉什迪提出:

        我希望大家都持这种观点.即我们不能仅仅是按照英国人的方式来使用英语;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意图去改造它……我们在语言的斗争中可以看出真实世界里发生的其他斗争、我们内心深处不同丈化间的冲突以及叶我们的社会产生作用的种种影响。征服英语或许可以使我们最终获得自由。美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强力操作已造成美国华裔的祖先语言—汉语—的失落，而标准英语作为“压迫者的语言”对于美国华裔群体独立主体意识的生成又具有巨大的遏制作用。赵健秀和陈耀光(Jeffery Paul Chan)沉痛地道出了美国华裔在语言上的“流离失所”:“因为他们是‘外国人’.英语不是他的母语;由于他们出生于美国，汉语也不是他们的母语。

     那些来自中国的华人，即所谓‘正宗的中国人’的出现，使华裔明白他们在使用汉语方面缺乏权威。如果说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那么漂泊于两个世界之间的美国华裔无论在汉语还是在英语中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非家感"(unhomeliness)。意识到自己的族裔群体所处的这种居间(in-between)状况的馗尬性，美华作家在文化翻译这一具体的文化实践过程中试图通过英、汉两种语言的意图互补来创造出一种共同的语言.借助这种复调式的语言呈现为分裂的后殖民主体身份进行积极的弥合与重建。他们也希望自己的族群这一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能够在这个新的家园中更为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形成必需的政治团结，抵制文化帝国主义的殖民渗透.捍卫自己家园的完整与温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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