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公司：进行翻译须出精品典作

 在当今这个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里，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迅猛蔓延的大潮流下，翻译在其中充当着沟通中西世界、打通中外文化、联接人类思维的桥梁式作用。在此种形势下，翻译事业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生机，翻译作品也层出不穷、推陈出新、蔚为壮观。与此同时，也催生出了翻译“质量”和翻译“精品”的问题，造成了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相对失衡的现象。而这些翻译问题或现象不仅直接影响着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及翻译学科的全面建设，更对年青一代翻译工作者的翻译观和翻译方向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研读我国现代文学翻译大家叶君健先生的此篇文章，会使我们拥有很大的启发，并激起我们深刻的思索。

翻译的面很广,有口译和笔译,有理论作品和新闻报道的翻译，等等。这里只想谈谈文学作品的翻译。所谓“精品”,即指这方面的作品而言。我们现在文学方面的翻译不少。国外有什么畅销书，我们不惜付出相当可观的外汇代价买来翻译权——尽管国内的翻译稿酬也低得可观。所谓“作品畅销”,大概都以消遣性强的书为多,一般属于爱情和惊险之类的读物。真正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艺术性强和内容严肃的作品,很难“畅销”。诺贝尔奖评审小组所挑选的作品,虽然不一定都是名篇,但获奖前“畅销”的很少,甚至不为人所知,获奖后才销路增长。“畅销”书在西方的市场很大。生产的规模也大。一部分侦探或所谓爱情小说,一般是由作者口授,由速记员速记,大概一周内就可以完成——现在用电脑当然更快。英国的侦探小说大师阿加萨•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写了五十多部侦探小说,如果她仍在世,利用电脑写作, 产量可能要增加好几倍。

但这些作品,能超越时空,成为一个国家甚至世界的文化财富,推动文化前进的,则极为稀少,“精品”就更谈不上了。“精品”是指一部作品被翻译成为另一种文字以后,能在该文字中成为文化财富,成为该文字所属国的文学的组成部分,丰富该国的文学宝藏。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就不单是一个“移植”问题了,它是再创造,文学的再创造。

中国近代的翻译大师严复曾为翻译定下一个标准,即“信、达、雅”。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做出了成绩,在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中起了推动的作用。但他所译的都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东西,说它们成为中国文化财富的一部分则未必。他主张“雅”,他的文字风格也确很典雅,但还不是文学作品——当然他所翻译的作品的内容也与文学无关。只有文学性强的作品才能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财富,具有永恒的价值,因为这类作品起作用于人的感情、人的心灵,掀动人的喜怒哀乐,最终给人提供艺术的享受。严复所提出的“雅”倒是接近于这个境界,但是他没有发挥,主要恐怕是为他所译的作品的内容局限。但他所做到的“雅”还是赋予他的译文一定的永恒价值。

“信”和“达”属于技术的范畴,但“雅”则牵涉到译者的个性、品格和修养了。没有“雅”,译文也就没有个性。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在另一种文字中具有特色,要看它的译文是否具有个性。一部文学作品在被移植到另一种文字中时,最低的要求当然是“信”和“达”,但是能否把原作的精神表达出来则是另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但原作的精神,也就是作者创作时的精神活动的表现究竟是怎样,这就得费踌躇了。在这里面译者个人的思想感情就起了作用。所以一部世界名著可以有不同的译本,不同时代可以有不同时代的译本,而这也不显得多余。谁也无法自称自己的译本为定本,原因大概就在此。

但“定本”还是有的,也就是那些被统一到本国文学财富中的翻译作品。它们不一定毫无瑕疵,但它们本身必是具有高度艺术和欣赏价值的作品,不同于其他的译本。译本的所谓“精品”,是译者学识、思想感情和文学修养与原作相结合的结晶。这种结合本身是一种再创造,是通过译者对原作的彻底消化而再创造成为本国文字中的“精品”。这种“精品”说是译者的创作我想也不为过。翻译一部外国名著,也就意味着本国文字中原没有这样的佳作,把它译过来,意味着给本国文学增添了一份财富。但条件是：它必须在译者的本国文字中具有高度的艺术和欣赏价值,能给读者带来快感。这样,它就成为译者本国文学财富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一部外国名著就“归化”到了译者本国文学领域之中,而不是“外国作品”了。它是译者的心血、思想感情、文字和艺术修养的总和。

古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ám,1048？—1122？)写的牧歌式的《鲁拜集》(Rubaiyat),英国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把它译成了英文,于1859年出版。他的译本很快就成为英国文学中的名著。英国诗人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和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给予它很高的评价。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即严复所提出的“信”。《鲁拜集》是东方文学中的瑰宝,所采用的表现形式与中国诗中的绝句相似,即四句一首,第一、二句押韵,第四句又与第一、二句押韵——它与我国唐、宋诗词产生于几乎同一时期,可能通过某种渠道的文化交流相互起过影响。菲茨杰拉德的英译在这方面保持了“信”,但在理解和解释方面,则进行了“再创造”。当然这种“再创造”是基于译者的思想感情和文学修养。原作表现出某种悲观和“人生无常”的感慨。这是对当时中世纪严峻正统的宗教教条束缚人心灵的反感的结果,但不好直率地表达出来,只是在诗句中透露一点气氛。菲茨杰拉德根据他的体会表达了这种气氛。这种气氛有他自己的主观成分,因为他的心灵颤动着当时在欧洲知识界中所流行的“世纪末”思潮。在这一点上译者与作者有了思想共鸣——尽管他们之间的时间距离有好几个世纪。菲茨杰拉德的译文很传神,触动了英国知识界读者的心,而成为英国文学中的一种创作。在英国图书馆的书目中,“外国文学”栏中就没有这部诗集的名字,而只能在“英国文学”的栏目中找到它,它成了英国文学。

把一部外国作品移植到本国文学中来,如果功夫到家,就使其转化成为本国文学作品。在这一点上“翻译”与“原著”的界限就很模糊了。这种对待翻译作品的看法,不单存在于英国,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种读书界的“共识”。德国诗人、评论家和翻译家施勒格尔(A. W. von Schlegel, 1769—1845) 译的莎士比亚,由于具有这样的特点,就成为了德国的经典著作,也就是德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法国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的巨著,由英国的蒙克里夫(C. K. Scott Moncrieff)精心译成英文后,现在也成了英国文学的一部分。

我们也要把尽量多的世界名著变成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要完满完成这项工程,单凭“信、达、雅”恐怕还不够。我们需要具有个性的翻译。这里要展开竞争,所以一部外国名著有多种译本可能是一件好事。量中求质。我们翻译中的“精品”可能就能这样产生。我们的文学财富也可以不断地增长,为我们的读者提供大量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