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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21日,据译雅馨翻译公司了解到,翻译文本及其组成部分是可观察的事实,直接目视即可得之,不论是中文翻译日文,日文翻译中文,中英互译,其他任意两种语言之间的互译,无一例外。相反,翻译过程,也即那些使得实际原文变成实际翻译文本的一系列操作,尽管无疑也是实证性的事实,也很合理地成为翻译研究的对象层面的一部分,但研究时却并不能直接观察到,因为它们是某种“黑匣子”,我们对其内在结构只能猜测,或尝试进行重构。诚然,为了能更接地研究翻译所涉及的思考过程,总不时地有一些建议提出。但获知这些过程的主要途径仍是通过追溯性的重构,这种重构基于可观察的个别的输入和输出过程之间的(翻译)关系,并进而借助于翻译研究本身所建立的理论假设,而且是在相关的学科框架如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当中进行的。迄今为止,只有这一类的重构似乎才能保证一定程度的主体间可验证性。
任何翻译研究都应该从观测到的事实出发,也即从翻译文本本身(以及不同层次的组成部分)出 发,由此再继续对未观测到的事实进行重构,而不是以其他的方式进行 ——这一推测当然是合理的。就翻译实践本身而言,这一顺序也是没有争议的。从符号学的观点来说,很清楚,正是目标文化或接受文化,或是其中一部分,引发了进行翻译的决定和翻译的过程。翻译作为目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它所设想达到的目的,而这些目的是产生于预期的接受系统之中并由其设立的。因此,译者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为译入文化而非源语文本的利益服务,更不用说是为源语文化了。
翻译工作者总是坚持以过程为基础、以应用为导向的翻译理论范式,DTS的基本论断与其全然相反。DTS从以下观点出发:任何对翻译进行的研究,无论它是局限在产品本身还是打算着手重构产出产品的过程,都应该从如下假设出发——翻译只是一个系统内的事实: 目的语系统。很明显,从原文和源语文化的立场看来,翻译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哪怕源语文化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译本的实际存在(这当然也几乎不可能)。译本不但把源语文化抛诸身后,事实上也无从影响源语系统的语言和文本的规则与规范、文本历史以及原文本身。相反,只要翻译最初是以目的语的表达方式被感知,它们也许就颇能影响接受文化和语言,拿日文翻译中文来举例的话,也就是说当译员是以中文的表达方式被感知,那么也许译文就能影响中国的文化和语言。当然,只要发生在翻译文本中的普遍干扰存在,翻译文本就真有可能形成自己一个特殊的系统,或数个特殊的系统。然而,这些系统更有可能总是在本质上表现为目的系统的一个分支系统,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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